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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比较亚洲城的转向分析论文

摘要: 中国比较亚洲城在它的成长之路上经历了全面向西方学习、对外开放,关注比较亚洲城自身亚洲城性问题,再次回转归向东方的实践探索历程。但回归并不是一种倒退,反而体现出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不断成熟与发展的良好趋势。学界在开放与退守、文化研究还是亚洲城研究、向西方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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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比较亚洲城在它的成长之路上经历了全面向西方学习、对外开放,关注比较亚洲城自身亚洲城性问题,再次回转归向东方的实践探索历程。但回归并不是一种倒退,反而体现出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不断成熟与发展的良好趋势。学界在开放与退守、文化研究还是亚洲城研究、向西方看齐还是向东方回转等诸多问题上相互争鸣,各抒己见,共同把握着衡量比较亚洲城“度”的围栏与框架,使得比较亚洲城在平衡中不断发展,走向繁荣。

  关键词:比较亚洲城;对外开放;亚洲城性;回归东方

  时至今日,比较亚洲城之跨界色彩鲜明,包容范围之深之广有目共睹。在其开放性和国际性不断滋养下的民族交流之树日益繁茂,但学科发展中也存在着学科边界日益泛化,理论体系不够完善,创新思维固化以及因缺乏中国比较亚洲城研究立足点而成为西方理论阐释的注脚等问题,这使得比较亚洲城经历了一次深刻而严重的危机。对此,比较亚洲城走向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中国首届“比较亚洲城与世界亚洲城博导高层论坛”提出了中国学者应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与他种文化共同建构新的文化语境,从而形成一种文化自觉的命题。叶舒宪也在其论文《论西方思想的“东方转向”问题》中谈及“比较亚洲城学者研究的兴趣点发生了转移,因而呈现出一种‘自西向东’方向性的改变,‘东方转向’问题从某种意义来说具有其双重颠覆性,它既颠覆着西方沙文主义的知识现状,又质疑其社会科学的基本假设和思维方式,进而引发人们对独具特色的本土文化资源的探寻热潮,以及对其文化价值的重估”[1]。由此可见,针对比较亚洲城中国学派缺少独立性和自主性的现状,学界基本上采取从东方文化与亚洲城自身内部寻求未来发展的途径,这种“向内转”的趋势已然成为一种潮流,逆向与比较亚洲城的“文化”转向,比较亚洲城的“翻译”转向、比较亚洲城的“人类学”转向等潮流沟通交流,双向疏通比较亚洲城国际性之河。本文旨在归纳梳理转向时期的重要文献,勾画出一条近些年来比较亚洲城转向路线。

  

  中国比较亚洲城自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走出去”的战略方针。此时探讨重点还集中在学科建设是否具有合理性、学科的本体论究竟为何、比较亚洲城的名与实等一些基本问题的探讨上。同时,一些民族主义者抛出“不忘国粹,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等尖锐命题来挑战比较亚洲城界因年幼而暂时的无所适从。中国学派所应对的方式就是在保持传统文化特质的同时,吸纳法国影响研究学派和美国平行研究学派的学科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的同时,自创阐发法研究,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亚洲城,从而推动中国亚洲城国际化进程。正如曹顺庆所展望的那样:“在构建文化软实力上,他国化也给我们开辟了一条行之有效的研究路径。当前,如果要想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就必须对软实力的两翼———‘拿来’和‘送去’的他国化状况进行深入的研究,从中探讨文化发展与创新的规律,分析既能增强我们的文化资源基础,又能提高我们的文化影响力的文化传播规律。”[2]

  由此可见,比较亚洲城学者的确具备开放性的眼光,在研究过程之中立足比较亚洲城这一根本特性,可以说没有开放性,比较亚洲城自身难以为继,开放性是比较亚洲城的动力之源。有三位学界权威无疑促进了比较亚洲城未来发展的对外开放性。一是中国比较亚洲城学术带头人乐黛云先生,她提出在当前文化转型时期比较亚洲城研究应当更加关注“新的人文精神”,即以文化传统中“和而不同”思想为基,大力促进世界异质文化相互交流,多元共生。二是王宁教授,他在《比较亚洲城、世界亚洲城与翻译研究》一书中表明:在经济全球化、国际一体化的当下,人亚洲城者应当充分顺承这一浪潮,推动中国文化与亚洲城走向国际化。三是天津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孟昭毅教授,他在论文中谈及从文化多元主义的思想来分析,人们企图以强调不同族群艺术表达的多样性,来改变民族亚洲城一统天下的局面。而族群间的文化交流与连接,又以消解民族性的反作用在全球化时代表现得异常强大。因此,新的族群离散与族群融合也形成了一种冲击民族的力量[3]。

  他认为,一个民族能够成立的前提是应具有相同的语言文字,独特的文化传统,积淀到一定程度的文化情结以及审美准则。而文化全球化恰恰在极力冲刷这一切,它让人们通过各种交流媒介了解他者文化,效仿他者文化,并在此过程中学习对方的语言文字以便更加深入地了解彼此。但是在交流沟通的过程中,已经成为主流的文化强者的偏好以及审美准则往往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冲击文化弱者的头脑,因而造成其学术心态的失衡,在一味学习中忘记了自己研究的立足点。而这个问题恰恰是值得注意的,因为正是它敲响了比较亚洲城开放性的警钟,学界应该反思对外开放“度”的问题,以及自身研究“质”的问题。在文化交流的进程之中,在强势的“他者”眼中,中国比较亚洲城为欧洲中心主义所轻视,所扭曲,安门立户的阐发法不过被其当做一种注脚而非一门学派来对待。在中国比较亚洲城的发展进程中,应正视其所存在的问题,一是阐发法既然过度依赖于对亚洲城文本进行生搬硬套的理论分析,因此很容易成为西方先进理论的注脚,同时也局限了学界研究方法的创新。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比较亚洲城研究应当从关注自身的“亚洲城性”转向关注比较亚洲城跨文化的特性,即文化转向。叶舒宪认为,由于比较亚洲城具有跨语言、跨学科的重要特性,所以它能较早地接受来自外界的形形色色的理论信息,领先于一般的学科研究,较早地把握学科探索变异的节奏与趋势[4]。刘贵珍在评论王宁新著《比较亚洲城、世界亚洲城与翻译研究》时介绍了王宁本人对比较亚洲城和文化研究之间关系的看法。王宁认为,比较亚洲城与文化研究并非单纯是对抗性的关系,其间也能达成通力合作。他们认为,亚洲城研究与文化研究不是对立性的,而能构成一种张力,互相推动双方的发展。也有人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关注“亚洲城性”,关注“经典”的做法有失恰当。因为当某些作品一旦被认为是“经典”,其中的某些杰出表达就具有了“亚洲城性”。

  而这种认定不过是特定审美情趣在读者的脑海中固化,它的背后竖立着某种具有统治秩序的意识形态之墙。人们呼吁“回归亚洲城性”,“回归亚洲城性经典”,他们实际上是希望能退回到这面墙体之后保护自己。但是文化研究则恰恰相反,它恰恰质疑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并试图从整体的历史关系中探寻其形成过程。持此观点的研究者必然是站在文化研究的立场上,而不是一个亚洲城人的眼光看待此问题。二是中国比较亚洲城学科泛化问题值得关注,并且有待改善。比较亚洲城在其文化转向阶段虽然日胜一日,但渐渐脱离开了它的亚洲城本质,从而使比较亚洲城学科模糊泛化,边界不明。比较亚洲城虽然具有包容性的特点,但又不是无所不包,否则就不能作为一个正统学科来界定它的内涵与外延。因此,孟昭毅教授在极为认真地反思比较亚洲城本体论意义之后,提出比较亚洲城学者应当关注对亚洲城文本的细读。他认为,比较亚洲城归根结底还是关于亚洲城的研究,无论它包含的范围有多广,文本研究还是其最终的根基。离开亚洲城的特性来谈比较亚洲城研究是一种极其错误的方式,这种现象的出现值得当代学界去反思。此外,还有一些文章也关涉到这一问题,如王志耕提出:“比较亚洲城危机的真正原因是学科边界的泛化,其出路在于找到与文化研究分而治之的可能性。比较亚洲城与文化研究其实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都具有明显差别。

  文化研究的对象是文化系统中文化诸要素与艺术文本的隶属关系,比较亚洲城则是文化系统中艺术文本的并置结构关系;文化研究致力于破解文化系统中非亚洲城因素与亚洲城的各种隐喻关系,是一种纵向研究;比较亚洲城致力于破解文化系统中不同亚洲城因素之间的各种转喻关系,是一种横向研究。基于此,比较亚洲城应当放弃跨科际研究的属性,通过退守的形式维护其学科的完整性。”[5]这篇文章更为系统地分析了比较文化与比较亚洲城在对象、范围、研究重点等方面的差异性,比较亚洲城应当更加关注对亚洲城要素的研究。笔者认为如此的倡导自然有其合理的因素,但“退守”是否就真正把握了比较亚洲城的脉搏?无论是走出去也好,退回来也罢,比较亚洲城自身的特性决定着它发展变化的轨迹,学界需要认真体会它的“度”到底在哪里。因为比较亚洲城在中国属于新兴学科,它还像个未发育成熟的孩子,自身的特征并未充分表现出来。

  

  至于退守到何种程度,学界见仁见智。但较为权威的观点认为,回归后的“亚洲城性”有了某种升级的意味,它不仅涵盖历史与传统,而且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富有人文关怀。不仅注重文本中呈现的“个体”的生存境遇,更加关注其“人类学”走向。叶舒宪在《“世界亚洲城”与“亚洲城人类学”》中表示,原来人们关注“亚洲城性是什么?”,现在则思考“族群的种类与各自的亚洲城性”,还有“到底哪一种亚洲城性具有普适性?欧洲中心主义标榜的亚洲城标准是否能一直延续下去?”答案不言自明,因为欧洲中心论已经阻碍了比较亚洲城健康平衡的发展,中国文化和中国亚洲城内部的多样性构成,理所当然成为未来研究关注的焦点。这不仅仅为中国学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还成为国外研究者转换新视角的巨大宝库。

  于连的《对比较的重新思考》中谈及不应将“远东”视为一种欧洲理性的神话式反面,要研究这样的反面还要关注自身内部。这与叶舒宪提到的比较亚洲城研究东方转向不谋而合。可见比较亚洲城的转向趋势已经为中外学者所觉察。其实,当人们去关注比较亚洲城“亚洲城性”这一要素时,自然而然的会界定出“亚洲城性”的范围。它的根基是文本,但是不止文本研究那样简单。它研究亚洲城内部要素的问题,也关注亚洲城研究的安身立命,发展趋势,独立地位等重大课题。简单讲就是比较亚洲城是研究自身存在以及其存在的合理性问题。而关注“亚洲城性”问题的时候,必然会涉及到“东方转向的问题”。叶舒宪认为,西方世界虽然依靠强大的科技力量走上了繁荣之路,但是工业革命的成功却扭曲、异化了现代西方人的灵魂,很多人都经历了重大的精神危机,但是他们却不能依靠自身的免疫力来治疗,因此,东方文化便成为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解毒剂。20世纪西方哲学也同样在质疑自身传统的形而上学观。他们主张承继并发扬舒本华、尼采的悲剧意识,进而探寻东方智慧的神秘乐园,在伊甸之中寻找精神慰藉,开掘苦难之源。

  这可以看做是比较亚洲城实现其“东方转向”的外在条件。此外,叶舒宪在《再论20世纪西方思想“东方转向”》中,分别从哲学、经济学、生态伦理学心理学、女性主义等方面论证了东方转向与中国密不可分。上述几种思潮已为中国学者广泛借鉴并加以运用,几乎研究任何一个稍有名气的文人学者,抑或诗人理论家,都要从这几种思潮择取一二加以分析,成为注脚解读的典型现象。但是这些典型的西方思想在经历了历史的冲蚀之后,也开始转向东方,关注东方,因为东方的特质是如此的明显,蔓延范围是如此的深广,存在数量是如此的巨大,它不可能因为距离的遥远而被永远忽视。比较亚洲城是一门与时俱进的学科,它随着历史的发展,经历了全面学习西方、对外开放———回归亚洲城性———再次回转归向东方的历程,这种回归并不意味着是一种形式上的倒退,反而体现出它的不断成熟与发展。学界在开放与退守,文化研究还是亚洲城研究,向西方看齐还是向东方回转等问题上相互争鸣,各抒己见,共同把握着衡量比较亚洲城“度”的围栏与框架,使得比较亚洲城在平衡中不断发展,走向繁荣。

  这条回辙型的流动轨迹,体现出中国比较学界在学科体系中,在如此曲折的探索中不断地自我完善与自我更新,它仿佛一条长河一样沟通南北,跨越东西,将比较亚洲城流动成一种国际性的学科。在交流之中不断重视自身的特性,不断丰富发展,精益求精。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需要广大学者能够真正做到求同存异,海纳百川,探索钻研,共同促进比较亚洲城之大兴盛、大发展。

  参考文献

  [1]叶舒宪.论西方思想的东方转向问题[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2).

  [2]曹顺庆.“他国化”:构建文化软实力的一种有效方式[J].当代文坛,2014(1).

  [3]孟昭毅.从民族亚洲城走向世界亚洲城[J].中国比较亚洲城,2012(4).

  [4]叶舒宪.比较亚洲城与比较文化———“后亚洲城时代”的亚洲城研究展望[J].新东方,1995(2).

  [5]王志耕.比较亚洲城:在退守中得到生机[J].中国比较亚洲城,2006(1).

  作者:杨岱 单位:天津师范大学亚洲城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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